仅从宏观数据上看，中国经济依然“不尽如人意”。
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今年头三个月 GDP 同比增长8.1%，已比去年末季8.9%的增幅有所减速，但更为决策层看重的数据是：4月份发电量同比仅增长0.7%，而3月份发电量同比增长7.2%，2011年4月同比则增长11.7%。与此同时，今年前几个月， 中国铁路货运 量的增速只有去年同期的大约一半，而银行放贷总额远低于预期。
上周，央行再次下调准备金率也再次表明管理层对经济运行活力的担忧，一些经济学家愿意将此看做是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开始的信号。那么，接下来，会是什么？
由此，“结构性减税”再次大热。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高培勇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，去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明确，今年财政的主要着力点是结构性减税，用于结构性减税的钱，在赤字一半的基础上还要适当增加，“所以今年实施至少6000亿的减税规模，我觉得是可能的”。
结构性减税是有减有增
经济观察报：今年陆续有六项减税措施实施，这些措施带来的减税规模有多大？以中国目前的总体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、企业和个人负担出发，你认为应该减多少税或者能够减多少规模的税收？
高培勇：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结构性，它必须有增有减，并且净效益是减税。它的直接影响是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迄今为止都没有界定一个减税的具体指标，究竟减多少税，没有答案。这也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难题。
2012年财税部门提出了一共6个方面的减税措施，我们做了初步的测算，这六个方面的减税政策落实下来，不到一千亿规模。这与我们的经济总量、财政收入和财政赤字比较，并不适应。
那到底减税规模应该多少呢？我们可以从赤字入手。因为今年财政赤字的实际规模已经界定了，10700亿，财政赤字对政府而言就是减税加增支的一个总体效应。这个大的规模界定后，接下来就要在增支和减税之间如何分割的问题了。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，今年财政的主要着力点是结构性减税，而不是增支。另一方面，今年政府投资性支出主要限定于在建项目而不是新增项目。即最花钱的投资性支出绝不会像2009年那样大规模投资。再次，今年增加财政支出的重点是改善民生，这是用在人身上的，用在人身上的钱再多也花不了太多。这三条传递给大家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减税是主体。如此推算，用于结构性减税的钱，赤字一半的基础上还要适当增加，所以今年实施至少6000亿的减税规模，我觉得是可能的。
如果不用于减税，转用于增支，那么在2012年这个增支很有可能用于政府消费性支出，也就是行政性支出，因为前面已经说过，今年已经限定了政府投资性支出规模。
经济观察报：今年财政政策重点是结构性减税，加上“结构性”很多人觉得很抽象，你能解释一下结构性减税以及它的来源吗？
高培勇：减税并不难理解，但是“结构性减税”就比较复杂了。我亲身经历了结构性减税的诞生。1997年东南亚 金融 危机爆发，第二年中国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，积极政策有两个手段，减税、增支。当时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基调，主要是增支，不谈减税。因为1994年刚刚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，中国财政收入基础非常薄弱，不敢轻易谈论减税，但却需要回应老百姓的期待。当时包括理论界在内提出了“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”，即通过有增有减的税制结构调整来达到减税的目的，但是最终是增是减，并没有给予明确答案。这就是“结构性减税”最初的来源，这一政策很快就过去了。
10年后的2008年，(中国)启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时，因为我们对经济危机的预期是比较严峻的，所以既需要增支也需要减税。但这一次希望在减税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，就把上一次提出的“结构性减税”用过来了。“结构性减税”不仅仅是减，还得有增，这是我们对媒体和民众必须讲清楚的。在多次讨论中，我们都强调，增税和减税相抵之后，必须是减，老百姓的整体税收水平要下降，这是上一次危机没有提到的。
经济观察报：今年1到4月财政收入增幅逐步下滑，有一些人担心财政状况不如往年，你认为减税政策是否需要放缓？
高培勇：我们现在所出现的仅仅是财政收入或税收收入增速的下调，但绝对不是负增长，而且，迄今为止没有低于8%。目前为止，还是超过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，它没有冲击财政收支平衡的基础，这也是历年来所确立的预算目标。不要叶公好龙，当龙真的来了，就吓坏了。
我们当前最大的麻烦是，很多人对财政收支规律不了解。因而，很多人对财政收入增速的这种放缓反应过激。这使得我们应该减或者已经确定减的，都有点犹豫不决了。所以必须告诉大家，目前这种态势不会影响财政收支计划内的平衡。
未来应降低增值税税率
经济观察报：刚才提到了减税规模，那么从结构优化的角度，你认为需要明确哪些认识？
高培勇：先看两个数字。2011年，中国的税收收入中，来自于间接税的比重高达75%左右，这样的结构是不合适的。这说明中国财政收入有10多万亿，其中有7万多亿的税是附在价格身上去收取的，这对价格市场是多大的冲击啊。这也促使中国商品的境内价格高于境外价格。
另外一个数字，2011年以纳税主体来论，企业缴纳税收的比重占到92%,以个人比重缴纳的税只占8%。当我们用中国企业的这种税负与国外的相比时，中国税负是首屈一指的。在美国、欧洲等发达国家，企业纳税，居民个人同样纳税。中国企业税负重，就是因为几乎把所有税收重担都压在企业身上。
两个数字看出来，政府征税一个是对价格市场形成强有力的冲击，且对中国企业负担形成强有力的冲击，这些都是和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相背离的。中国企业走到今天要实现全球化了，中国的商品需要走向全世界，而中国的税制结构与世界各国通行的税制结构有如此大的差异，我们的企业如何走向世界。
所以结构问题就是要真正实现中国税制结构的优化，我认为这种优化即主要实现两个转变。一是实现以间接税为主向以间接税和直接税并重的方向转变；二是实现以企业纳税为主到以企业纳税、居民纳税并重的方向转变。
经济观察报：在减少间接税比重这一改革上一直推进得较慢，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向企业征税比向个人征税要简单。这包含技术上的原因，也有两种纳税主体在税收上表达的声音大小有关，你认为在间接税改直接税过程中税务部门如何宣传推进？
高培勇：我认为中国在税收宣传上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，那就是始终不肯或不愿向全体 大众 展示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税收，有时甚至是回避。比如说一部手机，这里含多少税是不肯说的。在很多国家，商品所含的税金都会单独列给消费者，比如一件衬衫100 美元 ，后面还会附上十几元的税。我问过很多企业，单列有困难吗？他们说没有一点困难。手机不肯，更不肯的是烟和酒，因为50%以上都是税。现在很多人有个误区，好像只有个人所得税才是自己缴纳的税收，其实你每天买日常生活用品，去饭店吃饭、看电影，里面都包含了税收。
在全面展示真实税收的前提下，要对老百姓启动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宣传，不是纳税意识而是纳税人意识。纳税意识只是告诉大家，你有义务要交税。纳税人意识是还要告诉大家，你交了税之后你有哪些权利，这是必要的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只关心向政府交了多少税，而不关心其他。大家都希望减税，还希望税负是零，但是税负是零就意味着政府啥也不干，但我们还需要政府提供道路、治安、社会保障等(公共服务)。
政府每年收了10万亿的税，花了10万亿的钱，其实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在这10万亿当中负担了多少，这是我们讲的“tax share”，我们经常讲的支付原则、受益原则。
经济观察报：如果真有6000亿的减税规模，那么还有哪些减税政策适于出台？
高培勇：我主张加大增值税减税力度，因为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，在中国税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，只有它减，才有减轻整体税负的可能。
大家现在看到的增值税改革还只是“营改增”，减少重复征税问题，总体是减负，但具体到单个企业，有些是增负的。这说明增值税不应简单地扩围，增值税本身都需要改。现在让营业税改增值税，不能简单地把原来适合于制造业的税制全盘复制到服务业。所以，增值税制也需要一个与时俱进的调整，但整体调整方向是减负，比如说增值税率的基本税率是17%，是否能考虑下调。我的主张，要减间接税首先从减增值税入手，减增值税，又首先是从减增值税的税率开始。
(本报实习记者刘春蓉对此文亦有贡献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