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年，广州市民林一宁（化名）与A 公司的职员何强（化名）签订一份价值14.6 万元的墓地投资合作协议。协议约定，墓地投资3 年后可获得保底利润30%。然而3 年后，这项承诺并没有兑现。而在2010 年1 月，A 公司又致函林一宁，称为答谢他的支持， 自该函件签署之日起， 将按规定每年付13%的红利给他。但A 公司之后也没有履行相应的承诺。
随后， 林一宁一怒之下向南沙区法院分别起诉了A 公司和何强本人， 并追索相关的投资本金及利润。经审理，南沙区法院支持了林一宁的诉讼请求。随后，何强不服，以“禁止炒买炒卖墓地”为依据向广州中院上诉“合同无效、无需履责”。
近日，广州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。既然是违规协议，为何有此一判呢？经办法官指出，若法院判令协议无效，实际助长了墓地经营者的不诚信行为，这将导致极大地危害交易安全和诱导诚信危机的恶果。
在炒卖墓地、灵位现象呈增多之势的当下，这起因炒买炒卖墓地而起的纠纷尤其令人关注。
诉讼起因：保底收益没有实现
广州市A 公司是一家以骨灰、骨殖墓穴安葬及销售殡葬用品为经营范围的企业。2006 年7 月， 市民林一宁准备花14.6 万元向A 公司购买一块墓地位。同年8 月1 日，林一宁与A 公司的何强签订《合作协议》，约定由其购买投资广州南沙一块墓地， 价格为14.6 万元。协议还约定， 何强愿确保林一宁投资3 年获保底利润30%，即4.38 万元，售出时超出利润的部分，双方各50%。
当时，《广州市殡葬管理规定》、《广东省殡葬管理办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意见的通知》等管理文件都对炒买炒卖公墓作了禁止或限制性规定。
然而，3 年后“保底利润30%”的承诺并没有兑现，随后在2010 年1 月5 日，A 公司致函林一宁，称为答谢他的支持，自该函件签署之日起，将按规定每年付13%的红利给他。但A 公司之后也没有履行相应的承诺。
买家：告了经手人和公司
2010 年8 月5 日，林一宁向法院起诉，请求解除之前与何强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及自己与A公司之间的墓地购买合同， 要求A 公司和何强共同返还本金14.6 万元及利息， 并赔偿损失5万余元。2010 年12 月31 日，南沙区法院认定，何强与林一宁签订《合作协议》时的承诺并不属于职务行为，因此《合作协议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与林一宁、A 公司之间的墓地买卖合同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，同时，判决A 公司解除与林一宁之间的合同并退还14.6 万元。
2011 年2 月14 日， 林一宁依2010 年1 月A 公司致其的函件，向法院另案起诉，请求判令A 公司依承诺按每年13%的标准， 向其支付自2009 年8 月1 日至2011 年2 月14 日间的利润。同年3 月，南沙区法院支持了该诉讼请求。
另外，林一宁以“直到2009 年7 月28 日，何强没有兑现三年保底利润4.38 万元的承诺”为由， 将何强诉至法院， 请求判令其支付自2006年8 月1 日起至2011 年2 月14 日止的合作利润。
卖家：不如判我协议无效
法庭上， 何强主张， 《广州市殡葬管理规定》、《广东省殡葬管理办法》及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意见的通知》等都禁止炒买炒卖墓地， 因此请求法院判《合作协议》无效。
法院审理认为， 《广州市殡葬管理规定》、《广东省殡葬管理办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意见的通知》这些依据既非法律， 也非行政法规，《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的紧急通知》连规章的效力都不够。鉴于墓地买卖合同系当事双方自愿签订，依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认定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是法律和行政法规， 而不是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，因此该《合作协议》有效。
法院还认为，依《合作协议》的约定，何强负有确保林一宁获得每三年30%利润的义务。因此，林一宁请求判令何强以14.6 万元为基数，按每三年30%的标准， 向其计付2006 年8 月1 日至2009 年7 月31 日的利润有依据， 应予支持。
另一方面，《合作协议》并没有约定墓地每三年30%的利润直接来源于何强，而南沙区法院此前已判令A 公司支付林一宁自2009 年8 月1 日起至2011 年2 月14 日止的利润，其再次请求支付该时段的利润没有依据。
经审理，南沙区法院判决：何强支付林一宁自2006 年8 月1 日起至2009 年7 月31 日止的利润4.38 万元。判后，何强不服并上诉。广州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