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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冒着大雪在重灾区进行搜救。 中国地震局供图 仿佛炸弹炸遍了这里 记者：你们多次参与国内外地震、海啸灾难的现场救援，这次到日本地震海啸重灾区，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？和以往有什么不同？ 尹光辉（救援队领队、中国地震局应急救援司副司长）：确实和以往很不一样。大船渡市是一个小海湾，三面环山、一面迎海，有居民4万多人，曾是一个富足的小城。地震引发的海啸席卷了这座城市，沿海约10公里范围内的地区都被毁了，是这次日本地震海啸最严重的灾区之一。 当地地形特殊，属于临海丘陵地带。海啸来临时，大浪绕开小山，以更快的速度冲击海岸，海浪对海岸进行了反复冲刷。如果地震后没能及时撤离，能在海啸中逃生的人会非常少，因为被海水和泥沙淹没后很难幸存。
21日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，中国国际救援队队长陈庆开的妻子张虹霞前来接机。 制定防核辐射预案 记者：与以前的多次救援相比，这次行动艰苦吗？遇到了哪些困难？ 尹光辉：搜救现场环境比较复杂，我们实施救援第一天，就经历了8次余震，还有一次海啸预警。3月15日夜晚开始，大雪一连下了三天，不仅增加了救援难度，也让队员们吃了苦头。晚上温度已经是零下4摄氏度，风很大，好几次吹倒了帐篷。 救援队的主要食品是面包、火腿肠、单兵自热食品和方便面，携带有柴油发电机、海事卫星电话等，但因为当地燃油不足，电力中断，补给严重不足。 灾后的大船渡市，油料和生活用品十分短缺，少数还在营业的加油站只向救援车辆提供服务；多数商店没有营业，等待购物的人在超市前排起长队，但购买生活用品数量已经受到限制；当地通信一直中断，与外界联系只能通过卫星电话。 陈庆开：抵达大船渡后，为了节约水，队员们多日没有洗过脸、洗过脚，也没刷过牙。 除了“三不洗”，队员们在吃饭方面也很“吝啬”，像泡面需要用水多一点，队员们就舍不得吃，而是吃单兵自热食品，只用一点水就可以把食物加热。 彭碧波：这次在灾区，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，使得可能遭受的核威胁不断升级。虽然队员们都感受到危险在身边徘徊，但大家一直没有放弃。 对于核辐射，我们也做了一定的预案，给队员们进行了简单的防核辐射的安全自我防护培训。后来，为保障我们的安全，中国地震局还从国内准备了20套核防护服送了过来。在大船渡灾区，我们圆满完成了搜救任务，是最后一个撤离的海外救援队。 陈庆开（救援队队长）：海啸的威力太大了，比我想象的更糟。当地房屋基本为木质结构，在海水中漂浮、撞击、损毁。靠海的房子全部没了，仿佛炸弹炸遍了这里，到处都是碎片。 海啸带来的破坏性比地震本身更大，废墟中可供幸存者躲避的生存空间非常少。 彭碧波（救援队首席医疗官、武警总医院医务部副主任）：遭受地震和海啸双重袭击后，当地很多房屋被平移了100多米远，路面被掀起，电线杆被吹倒，废墟上到处都是汽车残骸和各种物品。
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在废墟中用生命探测仪寻找生命迹象。 中国地震局供图 “翻箱倒柜”精确搜索 记者：面对当地实际状况，救援队是如何展开救援的？ 尹光辉：我们是13日19时30分抵达岩手县花卷机场的，当时日方派出一辆运输车和一辆客车把我们送到了大船渡市，到达时已近23点了。我立刻赶到当地消防署，了解受灾情况和救灾进展。 据消防署介绍，中国国际救援队是第一支到达该地区的外国救援力量。 我们这次没有带搜救犬，只能靠人工“翻箱倒柜”的搜索。为了提高搜救效率，我们分为两个组，一组为侦察组，通过现场勘探和询问当地居民等方式，预先定位重点房屋；第二组为搜救组，采取重点搜救、人工排查和生命探测仪等技术手段。 我们实施精确搜索，对每一处排查过的建筑物，都用红色标注上“CISAR”的符号，画上大圆圈、写上时间，表明这个地方中国救援队已搜救过。 8天时间里，我们与当地消防力量携手合作，搜索和排查遇难人员，对140余座重点废墟包括厂房、车间、汽车等进行了拉网式搜排。 记者：救援队找到了一具遇难者遗体，当时情况是怎样的？ 陈庆开：3月15日7时10分左右，我们在进行地毯式搜救过程中，在一所损毁房屋的二楼找到了一位年长者的遗体。那栋房子被海啸冲毁了，他被挤在角落。当地人和他的亲人找了几次也没找到。 我们对这具遗体进行了清理，并把他交给了大船渡市消防署。当地官员告诉我们，这是在大船渡的海外救援队排查到的首具遗体。 记者：队员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？ 尹光辉：每天都在11个小时以上，一般早上6点半左右出发，晚上6点左右返回营地。前几天大家睡得很少，赶路、搭营地、适应环境，每天平均睡3个小时。后来好多了，搜救队员差不多每天能睡8个小时。我们几个人因为每晚要去联合国救灾现场协调中心开会，还要做第二天行动的准备工作，基本都是夜里12点以后才能休息。 彭碧波：救援队员中有不少都“一专多能”，搜救队员中有结构专家、通信专家，我也有双重身份，既是救援队员，也是随队医疗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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